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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剧作家哈维尔:一生犹如一场亲自上阵的戏

admin SEO案例 2020年02月28日

  2011年12月18日,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辞世震动捷克,也震动欧洲。捷克政府下半旗志哀,并决定为哈维尔举行国葬。

  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与哈维尔有几十年的友谊,也是哈维尔的英文翻译。哈维尔著作的英译版大都由他编辑翻译,他在2003年3月11日为《纽约书评》写作的《奇妙人生》写道:“哈维尔的一生,经常被比拟为一出戏,由他亲自披挂上阵,领衔出演。因为哈维尔身为剧作家的成就,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所受到的好评,让此种比喻恰如其分。”

  台湾戏剧家耿一伟是《哈维尔戏剧选》的中文译者,2003年他由捷克文直接译介哈维尔的剧作《花园宴会》、《通知书》、《愈来愈难集中的精神》。“哈维尔向来为弱者说话,从总统位置退下来以后为文化艺术和宗教领域的弱者说话。他是个非常有道德勇气的人。现在的社会里已经很多人不相信道德勇气了,人们变得非常犬儒。哈维尔本身也是弱者,他本来是文学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通常一个文学家在品尝过权力的滋味之后,很难再回到原来的淳朴或者对道德的偏爱,哈维尔一直保持这种特质和能量非常难得。”耿一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耿一伟是1990年代就开始与哈维尔建立联系的。其时他在捷克留学,有一次在布拉格一家影院看电影。电影是一个年轻导演拍的,讲一些年轻艺术家的故事。电影有一个场景是作为艺术家的主人公在布拉格查理桥头遇到哈维尔,哈维尔看到他就问:“你还在写诗吗?好好干!”哈维尔在那部电影里出演自己。

  “他一直不忘记要给年轻的艺术人鼓励。他的行为也不像一个总统会做的,他跟年轻导演当时也不熟,当时那个导演只是试着跟提出要求他客串一下,没想到他会在电影里演他自己。在美国电影也不会看到奥巴马演奥巴马。”耿一伟说。

  东欧文学译者景凯旋在谈及哈维尔的思想贡献时说:“在这一年如果有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去世,那就是哈维尔。但是中国人一般不了解哈维尔,他的作品在中国很少被翻译过来,大家熟知的是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哈维尔的文章在1970年代大多是通过萨米亚特的形式让世界知道。”

  萨米亚特(samizdat)最初来自俄语,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西文词语。作家索尔仁尼琴、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都曾是萨米亚特的主要参与者。自1950年代东欧各国也出现萨米亚特的表达方式。

  1975年4月29日,一个初春的午后,捷克斯洛伐克记者伊希·莱德尔访问哈维尔位于赫拉德切克的农庄,在哈维尔的客厅里对他进行长时间的采访,直到夜里。这次访问被以《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的》为题发表,访问由崔卫平译为中文。谈话针对哈维尔致书总统胡萨克前后的生活状况。

  尽管当时看上去不可能,哈维尔还是随着准备着被捕。哈维尔将他称之为“应急包”的东西放在一起。“包括雪茄、牙刷、牙膏、肥皂,还有一些书、一件T恤、纸和一些泻药。他说自己整天带着这个包,或者更准确地说,离开屋子时就都带着它。”

  在这个访问记中,记者最后问:“你指望看到你的某个剧本在布拉格再次演出吗?”哈维尔回答:“这取决于我能够活多长时间。如果我明天死去,或明年,我不会看到。但如果我到六十岁还在这儿,可以说,那么我自然会活着见到它。”

  曾任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生前谈及他对哈维尔的欣赏:“哈维尔最初以荒诞剧作家成名,我对他的剧作没有看过一个字,因此也不能赞一字。但是我知道他之所以要写荒诞剧,就是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寻求意义。”

  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的创办人聂华苓女士还记得她向哈维尔发出邀请驻会写作的情形。

  1968年8月,聂华苓在五月花公寓订好的房间有两个空了。她每年都在五月花公寓给三十多个作家订好房间。那年有两个作家没有来,一个是捷克的哈维尔,一个是台湾的陈映真。

  “哈维尔答应来但是又没有来。国际写作计划三个月,他不能长时间离开他的国家。东欧在1970、1980年代还在前苏联控制下,很多作家被禁止出国,作品也不能发表。”聂华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她每年都邀请全世界的作家去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包括中国作家丁玲、王蒙、萧乾。

  爱荷华邀请哈维尔是在1968年的8月,在这一年的6月,苏联军队开进布拉格,哈维尔转到地下,不能前往。

  后来聂华苓去过捷克,一到捷克首先想的是见哈维尔。“我们一到捷克就听说哈维尔被捕了,我们很着急,他们却说不要着急,哈维尔被捕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很快就会被放出来的。我们走的前一天哈维尔就出来了。”聂华苓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哈维尔被放出来头一天是不能出来见人的,后来是他的弟弟代替他来见面。“我一直都没见到哈维尔。后来哈维尔当了总统,新宝7登录他写了一本书叫《走向社会》,还送了一本给我,签了名画了一颗星。”聂华苓说。

  哈维尔是在1989年底当选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的,1990年7月5日获得连任。他与世界各国领袖建立了新的关系,并重新奠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

  1992年,在联邦共和国分离的情势逐渐清晰后,哈维尔于7月20日辞去联邦总统职位。

  哈维尔在任的最后一个下午,被哈维尔的著作英文翻译、作家保罗·威尔逊一直牢记在心。他在其撰写的《奇妙人生》中描述他当时所见到的场景:“一个渺小而近乎寂寞的身影,身穿深蓝色外套,最后一次检阅古堡的卫兵交接典礼,卫兵们身穿蓝色制服,军乐队把总统乐曲吹奏得漫天响亮,数百人伫立在圣维特(St.Vitus)那既古老又现代的教堂底下——哈维尔对那数百万不在场者所具有的意义,这数百名在场者了然于胸。”

  耿一伟曾经在布拉格一场音乐会上看到哈维尔。那是温顿·马萨利斯,著名的爵士乐手的音乐会。演出开场,观众看到哈维尔来了,全场鼓掌。“他的作风非常平民化。他本质是个害羞的人,也不大喜欢讲话,是剧场让他适应了公共生活。他在监狱里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哈维尔是著名的老烟枪,喜欢抽黑猫牌雪茄。拍出来的照片很多都是他在抽烟。他的烟瘾很大,肺也不好,有摄影师就拍过他很多抽烟的照片。”耿一伟描述对哈维尔的印象。

  2004年11月,哈维尔到台湾访问,耿一伟近距离见到他。《哈维尔戏剧选》是耿一伟为哈维尔赴台访问做交流的项目之一。台湾媒体和公众对哈维尔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台湾对哈维尔的介绍最早是在1980年代末,其时有人把哈维尔的评论文字集结印行,在台湾知识界有很多人是哈维尔的拥趸。

  在那次访问中,哈维尔的公开行程是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发表关于政治和戏剧经历的演讲,接受政治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然而那一次访问还是留下了遗憾。

  “当时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为他的到访排演戏剧《愈来愈难集中的精神》,希望哈维尔来看。这出戏是哈维尔在1970年创作,在纽约百老汇演出成功,哈维尔再获美国的奥比奖。结果,因为他在酒店滑倒摔伤,不能来看。”耿一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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